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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沃纳·比肖夫 国籍:瑞士 年代:1916年 职位:
  姓名:沃纳·比肖夫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6年  国籍:瑞士  以相机追求和平的人
    沃纳·比肖夫是一位国际上知名的瑞士摄影家,1916年生于苏黎世,1954年在秘鲁死于一次意外事故。
    苏黎世艺术学校1932年创办摄影班,沃纳·比肖夫是它的第一批学员之一,自始,在他短短的二十几年摄影生涯中,比肖夫曾先后服务于一些世界著名杂志(如美国《生活》、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等)和玛格南图片社,足迹遍布几大洲,尤其是他在印度、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拍的照片使人过目难忘。
    沃纳·比肖夫十分推崇罗伯特·卡帕,视他为自己的楷模。比肖夫的作品追求真实与美。曾有人评价他的照片不仅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体现出人道主义的信仰,还具有不受时间制约的艺术欣赏价值。他的作品在现代摄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比肖夫死于秘鲁的消息传到日本,是在1954年一个阴雨绵绵的梅雨季节。5月25曰,他在前往秘鲁森林进行创作时,因车祸与同军人一起翻下500米深的山谷。
    同一天,在印度支那,卡帕不幸触雷身亡,真是奇异的巧合。在一天里,马格那姆丧失了两位巨匠,命运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就这样,1954年,世界上消失了两位重要的新闻摄影家。
    比肖夫终年仅39岁,是位前途远大的青年摄影家。他的墓安置在卡亚俄港附近。
    但是,这次秘鲁之行,比肖夫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例如,他用85毫米长焦距镜头拍摄的《吹笛少年》。身穿粗布衣,肩背大口袋的秘鲁少年,在山道间边吹笛,边行走。虽然画面简单,却充满了抒情韵味,使人感到比肖夫的温暖的胸怀。
    这幅作品已成为遗作,现在看到它,似乎那少年吹奏的笛声,正在为比肖夫的死表示深切的哀悼。
    
    《吹笛少年》
    纯粹的瑞士摄影家
    战后的瑞士,是世界摄影浪潮的中心。因获古根海姆奖而名声大振的罗伯特·弗朗克就是瑞士人,生在美国,长在瑞士,以强烈表现立足于世界影坛的W.克莱茵是弗胡克的朋友,他也是一位很突出的新闻摄影家。然而,在这些摄影家中,最引起评论界注意的,应属比肖夫。他于1915年生于苏黎世,父亲是个普通的职员。
    比肖夫从少年时起就非常喜爱绘画,对其它科目不感兴趣。这样,父亲只好让他退出原学校进入苏黎世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学习。这是1933年的事情。
    在学习中,他直接受到著名摄影教育家亨斯·菲斯兰的教导,使他学到了成为一名摄影家所必备的基本技巧。同时,比肖夫开始对印刷美术设计产生兴趣,这与他从小喜欢绘画的志向有一定关比肖夫爱好印刷美术设计是在他毕业时从事照相馆工作而引发的。他在照相馆里以商业摄影为目标,工作了十年,之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他的照片主要强调造型部分,他的新闻照片也非常重视造型处理,使其别具一格。可以说,这段时间的锻炼,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比肖夫直到离开人世,总是坚信自己不仅是新闻摄影家,也是艺术家的信念。虽然许多人认为”新闻照片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观点是对艺术观念的一种偏见。长期以来,人们对摄影产生过种种误解。其实,艺术观念在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应该不断变化。因此,站在新的艺术立场去追求新闻摄影的变化,追求新闻摄影的新的艺术性,是比肖夫终生的目标。他常常以一个艺术家的规范要求自己,决不妥协。一次,曾有人向他索取朝鲜战争中共产党俘虏的照片,他说”艺术不能出卖”。他视战争为罪恶,他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来拍摄照片的艺术家。
    从《DO》到马格那姆
    《DO》是世界一流的美术杂志,现在仍在发行。克莱茵曾在那里工作过。
    在《DO》的工作,决定了他后半生命运的到来。瑞士虽然在大战中属于少数保持中立的国家之一,但是,《DO》与瑞士红十字会合作,为记录战争的灾难而起用了比肖夫。
    红十字会希望的只是记录战争,但比肖夫不愿只拍战争,而是把相机对准了在战争中挣扎着的民众的命运。他常常是站在受害民族的立场上,直到战后,他依然如比。妇女、儿童不断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他以欧洲战场为主,拍摄战争中民众的生活。这种题材对于他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以唯美主义手法去拍摄大自然景物的,过去他说过:”我之所以只拍摄这些景场,是因为我自己能够捕捉到自身意识的存在”。然而,战争却把他的视线从唯美主义世界转移到了现实社会。如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一面感受着民众生活的苦难,一面被民众的喜怒哀乐所震动。为此,他在《DO》中大声疾呼。
    也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之后,他又把足迹留在了共产主义国家,拍摄《铁幕背后》,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因此而闻名。
    从1946年到1949年,他的生活是在东奔西跑中度过的。1949年在瑞士结婚,并加入了马格那姆,成为瑞士方面负责人。
    1951年,马格那姆计划为比肖夫搞一次日本摄影旅行。比肖夫先取道印度,在那里拍摄潦倒的贫民,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然后,经香港到日本。
    他在日本逗留了八个月,为(生活)杂志拍摄朝鲜战争,并与日本摄影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对日本的风土人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拍摄了大量的照片。1954年,他将这些照片题名为(日本),并编辑成画册出版。这是最早由外国摄影家拍摄介绍日本的摄影集。书中充满了好奇和惊喜,却没有偏见。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比肖夫在评价客观时象对保持了客观、温和的态度,他是一位优秀的新闻摄影家。
    1953年,比肖夫前往美国,1954年又从墨西哥到达巴拿马。他那一次是去拍摄南美人民生活的。”但是,命运的利剑却在悄悄地向他刺来。当他从巴拿马到智利,最终踏上税鲁的国土时,虽然获取了无数个杰出的镜头,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
    作品·人性
    比肖夫死后三年的1957年,他的遗作展在苏黎世开幕,感动了许多人。从1953年到1957年,他的影展《极乐》曾在欧洲各地巡回展出。
    比肖夫的风格简而言之就是:贯穿始终的人性、和细致、缜密的造型,始终保持冷静的画面。
    他的早期作品中,唯美主义风格浓厚,抒情诗一般的美感洋溢在画面中。同时,他又十分注意准确的造型处理,避免画面中易犯的毛病。他从事的印刷美术设计,为他的画面构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不是一位描写战争现场的战争摄影家,这是他与卡帕的不同之处。卡帕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比肖夫则更像一位宗教式和平主义者。与其说他面对战争,不如说他从不过问战胜国或战败国,而是把相机对准战争中的受害者。如上所述,他的作品并非大声疾呼的抗议,而是向读者提出静观变化的要求,这就是他在新闻摄影中的独到之处。
    据比肖夫的友人回忆,他终生热爱美术,他喜欢西班牙画家、立志学习毕加索的艺术风格。他是个爽快人,但不是一位开朗的社交家,闲暇时光,他总是面对画布度过的。现在,回过头来,仔细回味,似乎他的《吹笛少年》中充满着一种寂寞的情绪。或许在遇到这位少年时,他无意中预感到自己的命运。无论怎样,画面中弥漫着和平的沉寂,它使我们为之倾心。
      

沃纳·比肖夫

“不要忘记我是在寻找美丽。”38岁死于非命的瑞士摄影家比肖夫,以他短暂的一生,实现了他所说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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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回音壁,1950年

沃纳·比肖夫,瑞士摄影家。在他摄影工作室最初的十年中,先以实验性的方式打开了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易碎的、梦幻般的实验摄影的世界,而当时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连天。接下来,就是一个战争中的欧洲,难民、迁移者以及新的开始和重建。紧接着,我们又从他的镜头中看到了试图在传统和现代工业中寻求平衡的印度,韩国的“现代”战争,以及日本,一个灵魂的孤岛承受着广岛的创伤。还有香港以及游击战状态的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的新大陆——和充满温情的美国中部形成鲜明的对照。镜头最后关注的是古代印加文明的秘鲁,却不幸因为车祸坠入山谷——比肖夫和他的地理学伙伴意外身亡。时间是1954年5月16日,他在这个世界上仅仅生活了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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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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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日本东京美济寺,颇具日本浮世绘的情调

比肖夫最初想成为一个画家。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于绘画艺术班没有空缺,使其转向了摄影。那时候,为了逃脱瑞士象牙塔的窒息空气,他将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研究之中。他曾说:“动物、植物、奇迹般的生长——那就是我的世界。”比肖夫早期的摄影颤动着柔情的、冥想般的美丽。包括奇特的构成、静物的实验,他还曾经借助昂贵的玩具兵模型,模拟过战争的现场。他在模拟现场背后燃起真的火焰,几乎烧毁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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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笛少年,1954年5月摄于秘鲁乌鲁班巴河谷通往库斯科城的山路上

他所拍摄的流浪儿童拿着长笛的画面,是他毕生的终点之作,也是他将照相机始终对准人的经典写照。他的镜头中不乏盲人、聋哑人以及残疾者。这些人物不仅成为真实的纪实文本,也将其从禁锢的天地中解放出来。为了展现德国在战争中的状态,以及一种精神苦难下的深度,他将废墟和新生并置,主要以儿童作为象征:他们在废墟前戏耍,或者在被炸弹摧毁的教堂前跳跃。比肖夫始终保留着对孩子的诚意,贯穿他的一生,孩子成为他忠诚的表达对象,带着情感和热情,展现出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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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漫游了整个欧洲,在最困难的条件下,1945年从德国到法国到荷兰,然后,从1946年到1948年,他受瑞士慈善组织的委托,从澳洲到意大利、希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甚至远及芬兰。1949年,英国杂志委派他拍摄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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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后余波的摄影包含了所有的一切,足以让比肖夫成为传奇:他凭借直觉出现在合适的瞬间,他的画面构成恰到好处,他的目光是为意外而存在。在比肖夫早期的新闻摄影记者生涯中,他既是一个新闻摄影师,同时又是坚忍不拔的时代编年史的记录者。他更注重直接延伸现场的新闻价值,而非简单地拍摄看上去很壮观的画面。他对照相机的不断熟悉过程,使其成为视觉力量的把握者,从而有能力以中立的客观姿态把握现实。他的照片充满活力,即便是多少年之后看他的照片,都会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这些照片根植于人道主义的力量和社会政治的凝聚力,代表了曾经被压抑的社会边缘人群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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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的男孩

然而他也面对新闻媒介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挑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1950年写给黑星图片社的信中说:“我不再给你们政治相关的纪实报道,这根本不是我的事情。社会生活,贫穷,重建,就是这些。不要忘记我是在寻找美丽,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比如,不同的国家如何战后教育年轻一代,即便是在最悲惨的生存中也会有多少人类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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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英国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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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英国伦敦